喧囂背后的景象——對網絡詩歌批評的一點建設性探討

    如果說新世紀僅僅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含義，那么從兩千年新世紀的開始到如今，新世紀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在這十幾年里，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面貌用“喧囂”二字來形容實在不為過份。綜觀這十幾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批評，你沒有理由不相信詩歌很興盛。無論是在互聯(lián)網上傳播的詩歌，還是依靠手機網絡來傳遞詩歌，都是依托于網絡，其受眾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民眾，這些詩歌都可以統(tǒng)稱為網絡詩歌。本文中所討論的網絡詩歌，就是指依靠手機短信網絡和互聯(lián)網傳播的詩歌。

    網絡詩歌的出現(xiàn)，使許多批評家開始關注并著手進行有關網絡詩歌的研究和批評，如分析短信詩歌的審美價值，網絡詩歌的語言特征，手機短信、網絡與詩歌傳播的關系以及新世紀互聯(lián)網時代網絡詩歌面臨的機遇與問題。而自新世紀以來，網絡詩歌在各種論爭、大賽中頻繁亮相，屢次成為主角而倍受關注。如新世紀以來連續(xù)幾年的詩歌活動和大賽：二零零三年《詩刊》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發(fā)起的“春天送你一首詩”活動；二零零四年，中國移動通信公司在全國范圍內連續(xù)舉辦了三屆手機文學大賽；二零零五年，中國移動海南分公司與中央電視臺合作舉辦了一次短信文學大賽。一系列的研究、批評、大賽，共同造就了新世紀網絡詩歌喧囂的景象，但在這種喧囂的背后，筆者認為新世紀詩歌并不能說是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和巨大的發(fā)展。相反，對于網絡詩歌缺乏理性地辨析，導致針對手機短信和網絡傳播的這類網絡詩歌的批評呈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混亂。下面具體說說筆者認為自新世紀以來網絡詩歌批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引起這些問題的原因和對策。

一、存在的問題

    首先，為網絡詩歌命名、舉辦各種詩歌大賽，或者征集網絡詩歌，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促進詩歌傳播與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頻繁的命名和大賽固然反應了這個社會和詩評家們對詩歌發(fā)展的極度關注，但也正因為此造成了詩歌發(fā)展的浮躁環(huán)境，再加上媒體本身為了吸引眼球和制造轟動效應而做出的有些名不符實的宣傳和渲染，都可能讓我們反而看不清新世紀網絡詩歌的真面目和本來存在的問題，甚至遮蔽了這些問題。而媒體為了宣傳和炒作一手營造出來的命名、大賽，或者肆意夸大的論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帶有學理性的學術論爭，而是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制造轟動效應而一手策劃出的帶有調侃和作秀性質的娛樂活動。這樣造就一些在思想和形式上相對而言的平庸之作。這些平庸之作是廣大民眾自娛自樂的詩作。它們或者記錄日常生活，或者描述身邊事物。且看網民晏如也的五言絕句《唐裝》：

領下盤花扣，襟前繡鳳凰。時風雖不古，偏愛著唐裝。①

這首網絡詩歌只是表達了作者對于唐裝的喜愛之情，是自己私人喜好的一種表露，再看孟依依的《南歌子·周末網上算命》：

抱枕人遲起，居家發(fā)懶梳。蓬頭且做小妖巫，卜卜將來哪個是兒夫。已自心中有，如何命里無？刷新之后再重輸，不信這臺電腦總欺奴。②

這首詞不過是記錄自己某個周末早上起床后用電腦來算命的一次情形，這與前一首表露自己喜好的詩一樣，并沒有包含多深刻的思想，瑣碎而平庸。

也有少數(shù)詩作還是一味迎合媒體炒作與大眾低級趣味的低俗之作，如這首短信詩歌：如果你是山，我愿是水，我繞你；如果你是餅，我愿是鍋，我烙你；如果你是云，我愿是風，我抱你；如果你是茶，我愿是壺，我泡你。

    以上幾首網絡詩歌，無論是平庸之作還是低俗之作，都偏離了詩歌發(fā)展本來應該堅持的方向：注重詩歌的精神向度和藝術質量，網絡詩歌這一名稱的含義在此種向度上也成為“網絡”加“詩歌”這兩個名詞的簡單疊加，或者僅僅只是在形式上借鑒舊體詩詞，不去堅守內在的詩意。而頻繁的命名與征集網絡詩歌的大賽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應了詩界對詩歌在新世紀面臨邊緣地位與網絡沖擊后，對詩歌發(fā)展的擔憂和焦慮。

    其次，手機與互聯(lián)網的出現(xiàn)固然為新世紀詩歌的發(fā)展帶來新的機遇，但這并不等于說詩歌在思想與形式上有本質性的變化，很多網絡或是手機短信詩歌本身與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新詩在思想內涵、文體形式、審美范式上并未有太大的游離。如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于二零零六年出版的《網絡詩詞年選2001—2005卷》，其中很多詩詞在文體形式上都和古代的唐詩宋詞沒有差別，而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網絡微型詩300首》，其中很多詩用現(xiàn)代白話，短短兩三行，或說明一個哲理，或抒發(fā)一種真摯的情感，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短小精悍的外形，都讓人聯(lián)想到上世紀一二十年代以來冰心、周作人所做的小詩。而有些詩評只單純去分析互聯(lián)網和手機短信這種新媒介環(huán)境中詩歌的傳播與接受變化，或專門去分析這些依托于新媒介傳播的詩歌其審美價值與藝術特色。于是那些分析新媒介、新媒介詩歌的傳播與接受變化的批評文章要么成為了傳播媒介的說明或者是網絡詩歌發(fā)展情況的報告書，要么還是如過去傳統(tǒng)詩歌批評那般去分析其思想內容、語言特色、文體形式。而這種批評和傳統(tǒng)的紙質傳媒詩歌并沒有根本性的區(qū)別。所以，如何既結合新媒體的特點，又充分借鑒過去傳統(tǒng)詩歌批評的優(yōu)勢，真正去分析這些新媒體詩歌的特點，無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

    最后，很多將網絡詩歌簡單歸類后進行批評的文章大量出現(xiàn)。這些歸類要么將這些網絡詩歌歸為大眾文化，要么將其作為披著新媒介外衣的詩歌精品，或者甚至歸為是沒有思想藝術價值的低俗之作。這種一對一、貼標簽式的歸類難免有簡單化的嫌疑，具備通俗性、娛樂性大眾文化特點的詩作也好，為迎合媒體、廣大民眾的低俗之作也罷，還是堅守一定的思想藝術標準的上乘之作，這三者任何一種都只是整個網絡詩歌中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不能代替整個網絡詩歌，因此在批評的時候不能簡單歸類，更不能用其中一種去言說整體，或者將這幾種沒有分辨地拿來論述，這樣勢必會引起混亂。也會致使一部分真正優(yōu)秀的精品，一些遺落在民間的優(yōu)秀詩人可能最終被埋沒。而就算有些詩歌即便沒有深刻的思想，有些寫寫自己的日常私人生活，傳遞一些個人情緒，描募一些身邊的日常場景和事物，無關痛癢也無傷大雅，如網民柳父所作的《山中絕句三首》其一：

小子坪前嬉，隨手布新谷。不待飛鳥停，引弓眇一目。③

    這首絕句雖不能說有多大的藝術性和詩意，但也是一首充滿生活情趣的日常詩作，更何況網絡詩歌中還有一些相當于民間詩人所做的詩歌，利用了民間歌謠的形式，其實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xiàn)實意義，如網民文源的《辦》：

光用力不行，左左右右都得打點。④

    這首短小的詩歌表面看是圍繞“辦”這個字的結構來說，但透過這層字面義，我們可以讀懂其背后的引申義，即如今社會有時辦事，需要去用財力打點人際關系，為自己辦事鋪路，這無疑滋長了有些部門和行業(yè)的不正之風，容易滋生腐敗。其現(xiàn)實針對性很強，而且構思十分精巧。

再看網民石上清泉的《木炭》：

要紅透，先黑夠。⑤

    這首微型詩將當今社會一個人要想成名，必須先泯滅自己的人性，不擇手段這一潛規(guī)則揭示出來，暗諷當今社會對功名的病態(tài)追求已經讓人喪失了善良純真的天性，人性被扭曲。

    這類詩歌就不能被簡單地判歸為僅僅是具備娛樂性和通俗性的大眾文化特點的詩作。當然，對于那些思想趣味十分低俗甚至堪稱黃色的作品，也就自然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因此，針對不同的作品加以不同的辨析，應該是更好地分析網絡詩歌的前提和基礎。

二、形成的原因

    這些網絡詩歌批評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有其形成的具體原因。如除了通常所說的文學邊緣化，大眾文化盛行以外，還有對媒體了解的不深，對大眾文化、通俗文化了解不夠，對于網絡詩歌中魚龍混雜的復雜局面簡單處理，進而籠統(tǒng)機械單一地進行批評，下面分別進行具體的論述。

    首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確立，社會轉型的加快，經濟建設被推到整個社會的最前沿，追求經濟效益成為全民主要的宗教信仰。在八十年代作為整個社會思想解放急先鋒的文學，被推到了整個社會的邊緣。而詩歌，這個在文學大家族中擁有最古老的歷史，最正統(tǒng)的文學地位的體裁，更是被推到邊緣的邊緣，這種處境引發(fā)了詩歌界對于詩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如何發(fā)展，如何在藝術上進行突破，如何面對整個社會現(xiàn)實發(fā)言。也對于詩歌如何在現(xiàn)實與藝術之間取得平衡，感到十分迷茫，這一現(xiàn)狀難免在關于詩歌的發(fā)展問題上導致“病急亂投醫(yī)”。九十年代末興起的網絡媒體以及伴隨而來的廣大受眾，讓一些詩歌界人士似乎看到了詩歌發(fā)展的“希望”，急不可耐的心境，本就迷茫焦躁的心態(tài)，加上詩歌邊緣化的地位，再加上網絡詩歌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和批評，本身還是一個有待成熟和學理規(guī)范化的問題，難免會造成針對網絡詩歌批評的簡單化、兩極化、私人化乃至缺少學理化。

    其次，無論是互聯(lián)網還是手機網絡，本質上都是一種新興的媒介，而媒介本身追求巨大的轟動效應，其受眾是廣大民眾，所以互聯(lián)網和手機網絡也自然成為大眾文化的聚集地。這一切，使以互聯(lián)網和手機網絡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詩歌不可避免地也帶有了傳播媒介和大眾文化兩者的缺陷，即注重宣傳效應不惜降低品味、甚至是肆意迎合一些低級、粗鄙的口味，一味追求轟動效應，甚至很多問題只是偽問題或者僅僅是媒體制造出來的詩歌界的個人意氣之爭，有些詩歌甚至不再堅守其本身應該堅守的思想藝術底線，淪為了低級庸俗的黃色作品或者毫無意義的涂鴉，這些最后都不過是為媒體壯大聲勢。對于網絡詩歌的一些問題未必在其中得到討論，人們看到的不過是虛假的繁榮與熱鬧，而一陣熱鬧過后，歸于沉寂，媒體得到了制造轟動效應的目的，而網絡詩歌沒有得到該有的分析和研究。

    再次，網絡詩歌由于是在網絡上進行傳播，缺少了在傳統(tǒng)紙質媒介下發(fā)表作品時那一整套的嚴格審核程序，發(fā)表詩歌更為自由便利。較之在傳統(tǒng)紙質媒介編審制度下，對詩歌原本的一套藝術標準、評價尺度都有所松動。另外在網絡上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詩歌批評的人多且雜，無論是否有良好的文學素養(yǎng)、是否堅持詩歌創(chuàng)作的藝術標準，都可以在網上信筆涂鴉，都可以將那些在形式上分行的文字稱為網絡詩歌，甚至一些“網絡主體最擅長的就是震驚性的出場、戲劇性的表達、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概?！雹捱@些詩歌作品在網絡上瘋狂生長，與那些真正有所藝術堅持的作品一起在網絡上壯大聲勢，形成網絡詩歌的喧囂景象，讓詩歌界看到了生機和希望，再加上媒體的宣傳，讓這種對網絡詩歌形勢一片大好的景象得以形成，這就造成真正能深入五花八門的網絡詩歌作品中進行認真辨析的評論不多。

    最后，對于網絡詩歌這一概念評論界似乎也沒有形成共識，反而是為我所用，“哪里需要哪里搬”，而失去了本應該具備的邏輯和學理上的嚴密性、科學性。

楊雨在其二零零八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網絡詩歌論》中，給網絡詩歌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網絡詩歌是一種用電腦創(chuàng)作、在互聯(lián)網上傳播，供網絡用戶瀏覽或參與的新型詩歌樣式。”⑦由此，楊雨認為網絡詩歌有三種形態(tài)，一是傳統(tǒng)紙質詩歌電子化后在網上傳播的作品，即傳統(tǒng)的紙質詩歌的電子版，這種形態(tài)的網絡詩歌和傳統(tǒng)的紙質詩歌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二是由網民原創(chuàng)和網絡首發(fā)的作品，三是利用多媒體電腦技術和互聯(lián)網交互作用創(chuàng)作的文本。筆者認為這一定義可以作為網絡詩歌批評的一個標準。在進行網絡詩歌批評和對話時，媒體、詩評家、詩人以及一些網絡寫手所持的網絡詩歌定義各不相同，媒體、網絡寫手（指在網絡上發(fā)表原創(chuàng)作品的寫手）和一部分詩評家和詩人所持的是網絡詩歌的第二種和第三種形態(tài)的含義，而大部分詩評家和詩人在大多數(shù)時候所持的是第一種形態(tài)的含義。

    這種狀況使得評論網絡詩歌時，各人秉持各人自己心目中不同的概念去選取自己認為是網絡詩歌的作品，在進行評論時也就必然會根據(jù)各自所認為的不同藝術標準去對這些網絡詩歌作品進行評論，這固然對于剛剛興起的網絡詩歌評論有啟迪和激發(f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卻也讓網絡詩歌的批評變成自說自話、眾語喧嘩的話語場，使網絡詩歌批評失去了相對統(tǒng)一的前提和基礎，并不能成為有效的對話，對于網絡詩歌的研究也就沒有多大的建設性意義。

三、采取的對策

    在這個網絡時代，面對依托手機和互聯(lián)網這種新媒介傳播的詩歌，我們如何去分析、評價，以便更好地去引導這些詩歌的進一步發(fā)展，是新世紀網絡詩歌批評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也關系著網絡詩歌能否健康、良性地發(fā)展。而從長遠來看，這更關系著我們的詩歌在市場經濟帶來的文學邊緣化的大背景下，在互聯(lián)網和手機網絡這種新型的傳播媒介中，如何機智地跳出市場經濟、網絡媒體以及大眾文化的圍剿，如何規(guī)避市場經濟帶來的媚俗化、網絡媒體帶來的淺顯化、虛浮化以及大眾文化帶來的粗俗化，在藝術形式和思想內涵上仍然保持一定的水準，在應對社會現(xiàn)實時仍然有一定積極的介入，是詩歌發(fā)展所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所能采取的對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面對新媒介的頻繁造勢，大眾文化的包圍，應該保持應有的理性和判斷力，不能媒介云亦云，要對媒介的負面影響有科學理性的認識，保持文學批評的專業(yè)性和特點，同時也要利用媒介的傳播功效，讓這種專業(yè)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擴大影響，做到既利用媒體又不被所牽制。

    首先對于媒介營造出的所謂“詩歌事件”，不能簡單地附和，而應該理性的看待并加以判斷，如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五年舉辦的一些詩歌活動或者大賽，征集的詩歌作品甚至獲獎的一些詩歌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和炒作性，其中會有一些被媒體捧為所謂“佳作”的作品難免是一些平庸之作，沒有必要一味地跟風和趨之若鶩。而對于二零零五年，國內第一本手機短信詩集《我只在我眼睛里》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并首印三萬冊，開創(chuàng)了近幾年來詩集出版首版印數(shù)的最高紀錄這一事件，媒體為此大加宣傳，同時還認為這些短信詩歌配備了相應的圖畫，有助于形成視覺上的沖擊力，媒體的評論僅僅是從出版數(shù)目和形成的影響力來評論這本短信詩集，而并不是從文學的角度去分析這本短信詩集中的詩歌。對此，作為專業(yè)的文學詩歌評論，應該運用自己專業(yè)的文學知識去評斷，如此，才能拉開媒體與文學的區(qū)別，避免媒體遮蓋文學，使文學在媒體中迷失自己的方向，失去自己的特色。這個媒介時代，文學的泛化、文學批評的媒介化讓文學喪失了自己的特性，發(fā)不出自己的聲音，失去了自己所應該堅守的特點以及堅持的底線，這樣不利于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也不利于網絡詩歌批評的發(fā)展。

    其次，對于網絡詩歌本身就依托互聯(lián)網和手機網絡為媒介來傳播這一事實，應該認識到網絡詩歌本身與網絡的親緣關系，兩者就像魚和水，不可能分的那么清楚。網絡有它的缺陷，即注重宣傳效應難免造成浮夸、名不副實的局面，但如果利用網絡傳播形成的宣傳效應，能使網絡詩歌借助網絡這一媒介形成一個和社會、民眾交流的平臺，有助于網絡詩歌的發(fā)展，這樣可能讓網絡詩歌貼近社會現(xiàn)實，讓一部分網絡詩歌扎根于現(xiàn)實，使其面對社會現(xiàn)實說話。

    最后是對手機短信詩歌和網絡詩歌作品魚龍混雜的局面加以仔細辨析。雖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詩歌外在面臨著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轉型的加快，整個社會以經濟建設為重心進而使文學走向邊緣化的現(xiàn)狀，內在面臨詩歌本身在思想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壓力，這內外兩方面的合力，使中國新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一套相對穩(wěn)定的價值評判尺度與審美范式均遭到了沖擊，再加上后現(xiàn)代思潮的傳播，詩歌的美學范式與評判尺度開始多元化，這對詩歌的發(fā)展并不一定是壞事，但過度的多元化意味著混亂與失序，反而給詩歌的發(fā)展帶來一定的負面作用，這使我們對網絡詩歌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無緣之木、無水之魚，尤其是手機短信詩歌和網絡詩歌本身這一概念都沒有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說法，而以紙質傳媒為載體，編輯嚴格審查的傳統(tǒng)發(fā)行制度相比，網絡的便捷自由使發(fā)表詩歌作品變得更加容易，這種自由便捷也成了一把雙刃劍，在能使一些真正有藝術追求和堅持的詩人自由發(fā)表詩歌作品的同時，也讓許多帶低級趣味的作品穿上了網絡詩歌的外衣，對于這種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局面，網絡詩歌批評應該對這一局面有所鑒別和理性分析。

    在此基礎上，因勢利導，應針對不同的具體作品來進行評斷，而不能僅僅從整體上概說和評論。如對于那些低級淫穢的作品，無需在學理的程度上進行分析，對于思想內容、藝術水準一般，僅僅只是大眾茶余飯后插科打諢之作，更可以將其歸為大眾娛樂之作，而對于有一定深刻的思想內涵、追求新穎的構思和藝術形式的詩作，應該給予關注和解讀，如此既可以為網絡詩歌的發(fā)展樹立正面典范，也可以為網絡詩歌的研究提供相應的評判尺度，讓這種批評更具學理性和科學性，以此來為手機短信詩歌和網絡詩歌的發(fā)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促使網絡詩歌向著健康、良性的方向發(fā)展。

    而對于不同類型的作品，在歸為不同種類，運用相應的不同評判標準進行批評時，也不能單一和絕對化，即在涉及具體某一種類的作品時，不要圍繞這一標準去選定作品，然后將作品作為這一標準的注腳。而是應該從具體作品出發(fā)，根據(jù)作品的實際情形，采用有效的批評標準和方式，同時，在批評一篇具體的網絡詩歌作品時，也應該既看到不足，又能從這些不足之中剝離出合理的成分，即在“破”的同時也要有所“立”，這樣才能對網絡詩歌的批評有建構性的意義。

    新世紀、新媒介，網絡詩歌批評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zhàn)，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有理由堅信，網絡詩歌批評會在寬容多元的學術環(huán)境下規(guī)范化和學理化，并充分運用新媒介的傳播優(yōu)勢，譜寫新的輝煌！

注釋：

    ①②③檀作文：《網絡詩詞年選2001-2005卷》，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頁,第172頁,第183頁。

    ④⑤宋長江：《網絡微型詩300首點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頁,第132頁。

    ⑥藍愛國、何學威：《網絡文學的民間視野》，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⑦楊雨：《網絡詩歌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