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魏晉志怪與唐傳奇的差異解讀

摘  要：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魏晉志怪和唐傳奇進行系統(tǒng)性梳理，為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提供了核心范式。本文從創(chuàng)作動機、敘事特征、人物塑造三個維度，剖析兩者的差異。

　　關鍵詞：《中國小說史略》；魏晉志怪；唐傳奇

　　古典小說的發(fā)展歷經(jīng)數(shù)千年，其中魏晉志怪與唐傳奇構成了兩個標志性階段。前者為古典小說的萌芽奠定了基礎，后者則標志著文人“有意為小說”的創(chuàng)作自覺的開端。關于兩者差異的具體論述，自《中國小說史略》起得以系統(tǒng)展開。

　　魏晉志怪與唐傳奇創(chuàng)作動機差異

　　☆魏晉志怪的實錄功能

　　漢末巫風鬼道再度盛行，加之小乘佛教傳入中土，其“因果報應”等觀念與本土文化相融合，共同形成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因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中指出：“人鬼乃實有，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即魏晉時人既深信神仙鬼道，故視記述神鬼與記錄日常無異。魏晉志怪未被歸入小說范疇，正因作者創(chuàng)作時并無虛構意識，僅以實錄視之。

　　☆唐傳奇的自覺虛構

　　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文人階層逐漸壯大，他們開始主動運用虛構、想象等文學手法進行創(chuàng)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中對此評價道：“始有意為小說?！边@里的“有意為小說”，標志著創(chuàng)作從紀實性向虛構性轉變。其突出表現(xiàn)為：唐代作者刻意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開拓新境，將文辭運用作為重點考量。盡管創(chuàng)作動機仍與求取官職相關，但在實際撰寫過程中，他們的精力已完全集中于創(chuàng)作本身。

　　魏晉志怪與唐傳奇敘事特征差異

　　☆從“叢殘小語”到“篇幅漫長”

　　東漢桓譚《新論》提出“小說家合叢殘小語”的論斷。由于魏晉志怪旨在“明神道”，故只需記錄核心情節(jié)，無需鋪陳細節(jié)。如《三王墓》僅用五百余字，便完整敘述了干將莫邪為楚王鑄劍、其子為父報仇的始末。魯迅以“粗陳梗概，記事簡略”八字評之，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這類作品“叢殘小語”的篇幅特征。

　　唐傳奇則呈現(xiàn)出“篇幅漫長”的特點。魯迅論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如《虬髯客傳》全篇兩千五百字，通過李靖、紅拂、虬髯客三個主要人物的相遇與交往，構建了一個包含俠義、愛情、政治等多重主題的復雜故事，其篇幅的擴展直接推動了敘事內(nèi)容的深化。

　　☆從“簡單線性”到“多線并行”

　　魏晉志怪多遵循著從起因到經(jīng)過再到結果的單一結構，例如，《列異傳》中的《宋定伯捉鬼》，表現(xiàn)為宋定伯從“夜行遇鬼”到“騙鬼吐實”再到“捉鬼賣錢”，不含其他支線。

　　魏晉志怪與唐傳奇人物塑造差異

　　☆魏晉志怪的“典型化”特征

　　魏晉志怪中的人物形象多呈現(xiàn)扁平化特征，往往僅具備與怪異事件關聯(lián)的單一特質(zhì)，缺乏性格層次與人性復雜度。例如《董永》中助其償債的織女，實則僅作為孝感天地的敘事工具存在，其核心功能在于輔助孝子情節(jié)的展開，進而達成宣揚儒家孝道的目的。

　　☆唐傳奇的“個性化”特征

　　唐傳奇的人物塑造已顯“個性化”特征，作者開始有意識地刻畫人物內(nèi)心世界。以《柳毅傳》中的柳毅為例，其形象并非傳統(tǒng)俠義的簡單復現(xiàn)，而是兼具強烈的正義感與人文關懷。當他落第返鄉(xiāng)、心緒郁結之際，仍主動探詢牧羊女的困境，這種對苦難者的深切共情，恰是文人悲憫情懷的生動體現(xiàn)。

　　結語

　　通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論述，可清晰辨識魏晉志怪與唐傳奇的差異。這種差異揭示了中國古代志怪小說創(chuàng)作意識從“不自覺”向“自覺”的轉變歷程。從敘事結構的簡樸到繁復，從情節(jié)線索的單線到多線，正是志怪小說實現(xiàn)體系化發(fā)展的關鍵路徑。二者共同為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范式，由此成為中國古典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標。

文章來源：《大河美術報》http://www.00559.cn/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