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賦之淵源的論爭與調(diào)和-文學(xué)論文

　　到了左思這里賦與《詩》之六義之“賦”就完全聯(lián)系起來了?！度假x·序》：“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fēng)?！弊笏贾苯訉①x看作是《詩》，是為觀土風(fēng)而采的直接對象。他推崇的是“綠竹猗猗”與衛(wèi)地淇奧的真實對應(yīng)，這種真實的對應(yīng)是先王觀風(fēng)的一個重要前提，而《詩》與現(xiàn)實的對應(yīng)也是其意義生成的價值所在，作為《詩》之流的賦，也理應(yīng)承擔起這種神圣的責(zé)任，然而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西京》等賦則是：“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贾?，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撜吣辉g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编薄缎颉肺闹锌梢钥闯鲎笏紝h賦過分夸飾的不滿，不滿的原因是夸飾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內(nèi)容的實指而偏向于單純地炫才，特別是在張衡以后，夸飾的問題已經(jīng)嚴重地影響到了賦的接受，“《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為了給大賦的創(chuàng)作尋求新的出路，左思的思考是賦應(yīng)當像《詩》一樣征實：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fēng)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fā)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因此，左思在為賦的征實尋找理論依據(jù)時，采風(fēng)以觀的《詩》就進入到了他的理論視野，根據(jù)這樣一個現(xiàn)實的需要，他對賦之起源的描述就遙繼了班固的說法，將賦之最初的生成環(huán)境由賦《詩》言志說成了作《詩》言志，因此，在賦《詩》言志特征下的賦的諷諫特性，也在作《詩》言志的賦之淵源的理論話語范疇中黯然消退，賦的特點也由諷諫轉(zhuǎn)而為征實，這就是左思對這一理論改造的結(jié)果。

　　左思在這一指導(dǎo)思想下創(chuàng)作的《三都賦》在最初并沒有受到時人的認可，真正致使出現(xiàn)洛陽紙貴局面的是皇甫謐：“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敘。于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贊述焉。”皇甫謐之所以對左思褒獎有加是因為兩人的賦學(xué)思想一致，甚至，在賦體同于《詩》六義之賦這個問題上，皇甫謐比左思表達的更為徹底，他在解釋班固“賦者，古詩之流也”時認為：“詩人之作，雜有賦體?！边@就從根本上把《詩》寫作的技法之賦改成了文體之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也認為《詩》的“禮儀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边@實際上也是對“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另一種探究式解釋，也就是將《詩》六義之賦的文辭通過壯大擴張而構(gòu)成一種獨立文體的文本形態(tài)。以上諸種解釋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折衷的表達。

　　劉勰論賦之起源實際上綜合了劉向和班固兩種不同的說法，但在綜合之中，可以看出劉勰實際上傾向于賦源于賦《詩》言志的行為，而非直接從《詩》六義之賦上發(fā)展而來。

　　詩有六義，其二日賦?！羯酃Q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干。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他既承認了賦與《詩》六義之“賦”的關(guān)系，也談到了賦《詩》言志的行為，又試圖綜合這種兩種說法：“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涂，實相枝干。”范文瀾注云：“《詩》、《序》同義，謂賦與比興并列于六義；傳說異體，謂《周語》以賦與詩箴諫，《毛傳》以賦與誓說誄別稱，有似乎自成一體也。然要其歸，皆賦詩陳事，非有大殊異，故曰實相枝干?！睆倪@種帶著調(diào)和意味的語氣中，可以看出劉勰已充分意識到這兩種不同賦之淵源的內(nèi)在矛盾，他希望調(diào)和兩者。但他自覺不自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蔫之賦《狐裘》，結(jié)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和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眲⑾驈那浯蠓蚪唤余弴x《詩》言志直接過度到賢人失志而賦作，這中間從行為到文本的轉(zhuǎn)變是怎樣發(fā)生的，“賦作”的意思是將賦《詩》言志的行為用文字描述出來，還是拋棄對《詩》句的依賴重新組織語言來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情志?這個問題劉向并沒有交代清楚，因此劉勰補充了鄭莊、士為之賦，這對揭示賦之起源來說，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左》隱元年《傳》：“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龆x‘大隧之外，其樂也波洩?！薄墩x》：“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庇帧顿摇肺迥辍秱鳌罚骸笆繛橥硕x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注：“士為自作詩也?！?/p>

　　其中，賦詩言志的行為還在，但所賦的內(nèi)容已經(jīng)脫離了對《詩》句的依賴，劉勰所謂“鬩自己作”準確地把握了從賦《詩》言志的行為到賦文本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也在劉向論述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描述了賦之發(fā)生主要是賦《詩》言志行為的文本化過程，而非是作《詩》之技法的賦的延伸。

　　如果劉勰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意見的話，那么賦之淵源的爭論本可就此結(jié)束，但是劉勰對漢魏流行的賦源于《詩》六義之賦觀點的妥協(xié)，使得這個問題陷入到更深的迷障之中，后之論賦的起源再也沒有心力去辨析，這樁學(xué)術(shù)公案也因此一直沒完沒了地爭論下去。

文章來源于《文藝評論》雜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