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未來人類文化探路——梁漱溟中西文化比較觀中的“直覺”

摘要： “直覺”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梁漱溟先生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較觀中，“直覺”是西方文化中和“理性”一樣舉足輕重的概念。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較是為了為在西方文化獨霸天下的二十世紀為中國文化求索初一條出路，而“直覺”正是這個出路的“鑰匙”。本文從梁漱溟先生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較觀中研究“直覺”這一概念。并論證“直覺”概念在他的文化比較觀中的地位。

關鍵詞：梁漱溟、文化哲學、對比、直覺

一、中西文化比較觀中的“理智”與“直覺”

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儒家知識分子）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一種兼濟天下的胸懷。比如張載就有所謂“四為”的理論，即讀書人應當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業(yè)中。中國進入了二十世紀后，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將目光投入到怎樣讓中國擺脫落后挨打的局面的問題中。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們紛紛認為問題出在中國的文化上。在這種大背景下，梁漱溟提出中西文化比較觀。其目的是通過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對比，為中國文化何去何從找出一條道路。

1、“意欲”為核心的人類文化三種向度

梁漱溟早期進入文化精神領域分析中西差異的時候，提出了全新的“意欲”概念。梁漱溟認為意欲即是[i]生活世界的意欲。對生活世界的意欲是一種奮斗[ii]，人類因為對于“意欲”的態(tài)度不同，他們的“意欲”方向也有所不同。他還用“奮斗”的態(tài)度來解釋這一問題，人類生存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他稱為“礙”[iii]，對于這種障礙必須通過“奮斗”解決。通過“奮斗”改變“前此的我”的局面應對困難，解決問題。而應對問題、困難的態(tài)度之不同導致了解決方法的不同。

他有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向路說”,即人類生活不出三種路徑：向前要求、對于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轉身向后要求。人類文化之不同正是因為“意欲”之所向不同。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iv]面對生活中的問題，西方人一般通過努力改變外界環(huán)境，使之符合自己的要求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國人則會反省自身，努力改變自己的心態(tài)達到“自我調和”。

2、西方的“理智”與中國的“直覺”

西方文化形成早期，自希臘、希伯來文明始就沿著“第一向路”發(fā)展。歐洲人在誕生之初期由于生產力限制，面對自然界給人類生存的障礙，向外“奮斗”依靠“理智”努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從古希臘到古代羅馬，再到文藝復興和近代啟蒙運動，西方思想史的內核始終圍繞“理智/理性”。也正是伴隨著對“理性”的認識和理解的不斷深化，才形成了統(tǒng)領全球的西方工業(yè)文明。因此，梁漱溟認為“理智”是西方千百年來最重要的方法和精神。

中國文化是返身向內的“第二向路”文化。面對人類生存的問題，中國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時更重視人自身的研究。梁漱溟認為在物質生活方面，西方的征服自然，中國是沒有的。在學術思想方面，西方的科學思維方法，在中國只有所謂的手藝。在社會生活方面，西方的“德默克拉西”中國更是沒有不及。所有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與西方的“意欲”方向、態(tài)度截然相反。也就是中國的“第二向路”完全封閉于外界，縱然是在獨自發(fā)展三百年也還是沒有形成西方文化的特點。根本上講，中國的第二態(tài)度所對應的方法——“直覺”的方法也是決定中國文化不可能有那樣特點。

    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哲學雖然沒有用過“直覺”這一詞匯，但是這個概念卻無處不在。梁漱溟指出中國哲學除了所研究、關心的問題和西方、印度哲學不同外，最主要的還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哲學從古希臘開始就一貫崇尚理性、理智在形而上學的運用，而中國哲學中的許多概念并不靠理性產生出來。他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具體的、靜止的問題，故而對于變化的中國哲學當然不能用該方法。中國哲學中許多的名詞都是玄幻的、抽象的詞語。[v]比如“潛龍”之類若如西方哲學一般認為那是一條龍便大錯特錯了。中國哲學認識這種抽象的意味或傾向只能靠 “直覺”去體味出來了。梁漱溟看來“直覺”不光是中國哲學的一種思考方法，還是一種與西方的“理智”相對的中國哲學特有的概念。

在梁漱溟看來，直覺思維是先天的，非由外所得，而是人所本有的。既然此直覺思維是先天的，我們人只需任著自己的直覺做就對了，[vi]他說:“人自然會走對的路，原不須你操心打量。遇事他便當下隨感而應，這隨感而應，通是對的，要于外求對，是沒有的?！敝庇X的生活在于向內求，向自己心上求，而非外求可以得到。 “直覺”似乎處處與“理智”相對，西方的“理智”一貫的內容就是工于心計、唯利是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恰恰最反感于言利。這也從側面再一次論證了他的中西文化對比觀中所謂中西文化完全在兩個不同的“向路”上。兩者所屬的哲學所依仗的理念也完全相反。

二、未來人類文化的歸宿——“直覺”

梁漱溟的“文化三向路說”，指出了人類文化發(fā)展中的三條道路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形成并發(fā)展到近代地位迥異的原因。梁漱溟對世界經濟、社會以及未來文化走向進行了大膽的預言。梁漱溟認為我們對于未來文化的態(tài)度應是：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就是對其態(tài)度改一改；批評的把中國的態(tài)度重新拿出來。[vii]他在“三向路說”中就指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不敵西方文化的強勢。并不是哪種文化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近代中國落后挨打，是因為在中國文化誕生之初本應繼續(xù)走“第一向路”的時候，早熟的走向了“第二向路”。所以在對于自然的物質生產積累遠遠沒有達到要求情況下，中國人醉心于人自身的研究。西方文化“第一向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應該轉向“中國態(tài)度”的第二條路。而我們中國人所應該對于自己文化的態(tài)度也并不是完全抱死舊的文化傳統(tǒng)，而是“拿出自己本來的態(tài)度”，這個態(tài)度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剛”。他認為，“剛”之義可以概括孔子全部的哲學。[viii]“剛”是一種路向，孔子說“棖也欲，焉得剛?！庇蛣偠际呛堋坝隆钡南蚯盎顒樱@種“剛”的態(tài)度把“第一向路”的態(tài)度融合進第二態(tài)度中，能彌補兩種態(tài)度的缺憾，正號適合于當代世界文化“第一向路”到“第二向路”的過渡。他認為“所謂剛的態(tài)度是提倡一種奮往向前的風氣，同時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頹流?！彼J為，[ix]中國人本來是走這條路德，卻總偏向于陰柔坤靜一邊，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陽剛乾動的態(tài)度。

梁漱溟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于對二十世紀來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以及西方思想家思想的轉變。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到高級階段，資本集中程度空前高，壟斷組織幾乎控制了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而對于競爭，也從原來的人與自然的競爭轉入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西方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這一切的罪惡都源于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精神“理智”的計算，這種功利的計算使人不斷的“意欲”向外達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羅素、泰戈爾、尼采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紛紛把目光投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上來，這就是所謂的“見解”之變遷。梁漱溟所謂見解的變遷，其實就是從“理智”到“直覺”的變遷。他認為“以前的見解都是以為人的生活盡是由意識的，盡由知的作用來做主的，盡能揀算計去走的，總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的，于是就以知識為道德，就提倡工于心計的人生；自古初蘇格拉底到一千九百年的學者，西洋思想自成其一種味調態(tài)度，深入一般人心，形著而為其文化，與中國風氣適相反對者，蓋莫不基于此?！盵x]這里的所謂“盡是由知來做主”顯然就是西方文化中自始至終推崇、依賴的“理智”。它們是整個西方文化“第一向路”階段的靈魂。但是人的生活又哪能全由“知”來指導呢？“理智”的西方人不是還是會挑起幾乎滅亡自己歐戰(zhàn)，以致涂炭上億生靈么。羅素在《社會改造理論》說“人類活動的一切都源自兩種根源——沖動、欲望”。但是，欲望只能支配人類行為的一部分，而且只能是較為有意識的明了的一部分。于是“西方人兩眼視線終于與孔子兩眼視線所集相接到一處?！盵xi] 孔子的生活是順從者生活本性的生活，即“仁”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給西方人之明了的“第二路向”才是他們的歸宿。西方進化論的所謂一味競爭的理論之看到了物種間的斗爭，沒有看到物種間的相互依存，殊不知互助也是物競天擇作用留下的一種本能。

梁漱溟在論述所謂“第一路向”轉變到“第二路向”是講到了人類對于“意欲”的奮斗所依靠的方法也有一個轉變“以前所作的生活（西洋近代），偏靠理性，而以后將辟的文化則不能不植基于這社會的本能之上，這“社會之本能”之發(fā)現(xiàn)就是發(fā)現(xiàn)了未來文化的基礎。[xii] 這里所說的社會本能是與以前的“理性”相對的，而西方文化“第一向路”轉為“第二向路”恰好證明了，這所謂“社會的本能”就是中國文化中的所謂“直覺”。那么就是說“直覺”就是未來社會文化的基礎。這種“直覺”也正是梁漱溟認識到的孔子的所說的“剛”的內涵——把“第一向路”的態(tài)度融合進第二態(tài)度中，能彌補兩種態(tài)度的缺憾，適合于當代世界文化“第一向路”到“第二向路”的過渡。

三、結束語

梁漱溟本人格外推崇“直覺”，他吸收了柏格森的“直覺”概念，用“直覺”這個作為概念和方法在中國哲學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作為一個名詞卻從為在中國哲學中出現(xiàn)的概念，與西方的“理智”對比，而且在最后取代了“理智”，把“直覺”上升為了未來文化的基礎這一高度?！爸庇X”在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較觀中可以稱得上是一把鑰匙，它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方法。同時在最后還是西方文化由“第一向路”向“第二向路”轉變中取代“理智”、“理性”的未來社會文化的基礎。總之，梁漱溟的“直覺”概念的提出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哲學的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他吸取了當時非常時髦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為代表的反理性主義哲學的觀點對中國哲學的概念重新界定。

注釋與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