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人論政”看清末民初時期的《大公報》

《大公報》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的報紙，在百年的歷史變遷中，它對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大公報》身處近代長期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必須要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斗爭及各種思想博弈，一直在夾縫中尋求自身生存與發(fā)展，屢屢因得罪達官貴人而受到打壓、迫害甚至幾度?？?，不可謂不艱難。但定位于輿論監(jiān)督者的《大公報》又秉持“評論時政、匡扶天下為己任”的信念，對于政治活動始終全程關注并參與，在其獨立的政治立場中，“文人論政”傳統(tǒng)貫徹始終，特別是清末民初這一時期最為鮮明。

一、《大公報》的“文人論政”傳統(tǒng)

所謂“文人論政”，源自中國自古有之的清議傳統(tǒng)，就是“知識分子以匡扶時世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貫穿到言論中，力圖以言論來指引國家的走向?！彪S著中國近代報紙的出現，報刊媒體對中國政治思想傳播產生了革命性的意義。在過去，中國文人的政治主張唯有通過科舉仕途、著書立說來達成，而報紙令思想的傳播速度和范圍都發(fā)生了質的飛躍，為“文人論政”提供了廣闊舞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借助報刊這一新媒體，針砭時弊，監(jiān)督政府，從而實現他們的報國理想。

自早期《循環(huán)日報》首開文人論政先河，《大公報》代表了論政的最高成績。張季鸞認為“文人論政”指自近代報刊以來相對于“洋人辦報”的“國人辦報”，特別是“國人辦報”中的“文人辦報”而來的一種傳統(tǒng)。吳廷俊認為《大公報》是一張文人辦的報紙，他對“文人論政”的界定是：“論政而不參政，經營不為營利，以言論報國，代民眾講話”。作為“文人辦報”的代表，《大公報》承載了張季鸞、英斂之等人的政治主張，刊載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并對當時舊中國許多現實問題與政治現狀提出建議，同時對于政治生活中所發(fā)生的大事也不吝筆墨跟蹤報道、評論，給知識分子以政論自由權，給普通民政以知情權，使《大公報》發(fā)揮上達政府下及民眾的報刊論政理想。

二、維新變法時期的《大公報》

維新變法時期，《大公報》的主編是英斂之，他在政治上支持康梁的維新變法運動，主張進行資產階級改良。作為一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英斂之有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風骨，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他希望通過變法圖強來達到挽救世道、凝聚民眾的目的。他在表明其心志的《大公報序》一文中明確指出“報之宗旨，在開民風，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洞蠊珗蟆繁诌@一理想，始終堅持維新變法、開民智、揭民隱的政治主張，敢于在報紙上大膽揭露和抨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政治集團腐朽不堪，刊登梁啟超、嚴復等著名思想家的文章，大力宣傳維新思想，推行君主立憲制與愛國圖強的改良主義思想，在維新變法時期，《大公報》迅速成為華北地區(qū)乃至全國范圍內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憑借其大膽評說時局、揭露社會現實贏得北方“清議之望”一名，成為“文人論政”強有力的舞臺。

戊戌變法失敗后，由英斂之領導的《大公報》把君主立憲作為其主要的政治訴求，以“達其喚醒國民之目的，以遂其希望立憲之熱心”。英斂之時期的《大公報》正是近代中國立憲運動從發(fā)展到消亡的重要歷史時期，而作為立憲思想的主要推動刊物，《大公報》可以說是其最為完整、詳盡的記錄者。1904年，大公報刊登《論中國立憲之要義》一文，英斂之親自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撰寫文章，使立憲思想為眾多普通民眾所了解。隨著《大公報》大量刊發(fā)中國有識之士力求救亡圖存的立憲言論，清政府中的頑固派懼怕輿論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大公報》等宣傳君主立憲思想的的報刊雜志進行打壓。而這一時期也是反清革命力量風起云涌之時，革命派與立憲派的交鋒同樣非常激烈，在《大公報》的報人們看來，激烈的革命固然能夠推進社會的進程，但是卻會使中國與四萬萬民眾飽受戰(zhàn)亂之苦，只有像君主立憲這樣的緩進溫和的改革才能確保國家在不發(fā)生劇烈動蕩的前提下，促進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大公報》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崛起以及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之勢，《大公報》對國內外時局以及政治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始終保持極高的敏感度。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對于資產階級革命思想與革命者的態(tài)度表達式處于不斷變化當中的。

在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早期，盡管當時英斂之領導下的《大公報》極力宣傳改良主義與君主立憲思想，但隨著革命派活動的日漸活躍，《大公報》也在不斷關注革命運動的進展與革命黨人的活動，尤其是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者的報道評論日漸增多?！洞蠊珗蟆芬远喾N方式分析和評價孫中山的思想論說，而《大公報》對于孫中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yè)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是由反對到質疑再到認可的曲折歷程。

革命運動日漸受到《大公報》的關注首先是由于革命形勢發(fā)展迅猛，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而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對列強的軟弱屈服以及一系列決策失誤不僅使人心背離，也令贊成君主立憲的支持者們失望。其次以《民報》與《新民叢報》為平臺的革命派與?；逝傻拇笳搼?zhàn)，最終以革命派勝利保皇派失敗告終，這一論戰(zhàn)極大的擴大了革命派的影響力，促進了革命思想的傳播。

辛亥革命早期，《大公報》將革命黨與革命活動看做是“最高、最猛、最惡、最險、最可怖”。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也被持君主立憲觀點的《大公報》所否定。隨著英斂之的退隱，《大公報》對于孫中山和民主共和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變化?！洞蠊珗蟆穲笕藦亩喾矫婵隙藢O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所取得的歷史功績，并在許多報道中表達了信任，體現了其“創(chuàng)立民國”之“首功”的形象，這無疑為孫中山以及革命黨提供了政治與輿論資本。1929年6月，國民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奉安大典，《大公報》專門刊發(fā)文章稱孫中山為“一代偉人”，這不僅是對革命領導人孫中山的贊揚，也是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度肯定。

四、大革命時期的《大公報》

1926年9月，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成立新記大公報。張季鸞提出著名“四不”主義辦報方針的，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1928年，《大公報》刊出張季鸞的《釋改革之說》中指出“夫中國改革既有絕對必要, 而改革大義曰解放創(chuàng)造，……對內履行民主政治，提倡國民經濟，對外必脫離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贝似恼孪到y(tǒng)地表明了一個舊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理想。

張季鸞是我國近代報刊愛國精神思想的典范，他將“報恩思想”和“文筆愛國”兩點相互融合，使得“文人論政”色彩在他主筆時期表現的更為強烈。他的社評從一開始就持反對戰(zhàn)爭的觀點，《對南北猛省》、《黨禍》、《送民國十九年》等社評，均用尖銳的筆調強烈抗議軍閥混戰(zhàn)、黨派之爭以及國民黨任意捕殺人的恐怖統(tǒng)治。

由于秉承“登載確實的消息，發(fā)表負責任的言論”的宗旨與“四不”辦報原則，《大公報》成為“文人論政”的有力舞臺，也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洞蠊珗蟆樊敃r網羅王蕓生、徐鑄成、范長江、蕭乾等一批著名報人，他們團結一心，目標堅定，使《大公報》在言論的發(fā)表上更加有影響力。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評，國內外時事無所不議，不管是社會經濟發(fā)展還是政治軍事方面，《大公報》文筆鋒利，說理透徹，并常帶著感情，富有感染力。這些社評，也成為后世了解民國初年政治局勢的珍貴材料。

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堅持“不黨不私”的政治態(tài)度與立場，只是站在客觀的層面上對時局或者時事發(fā)表獨立的看法，就事論事，不會傾向于任何一個黨派。對國家大事表達獨立的見解，充分發(fā)揮報紙評論的重要作用，盡到了對于國家社會的扶助匡導之責任。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五十年間，在皇權瓦解、軍閥混戰(zhàn)、外強入侵中，一大批中國報人成長起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以筆報國，借助報刊爭取民主自由與社會進步，這種憂國憂民的文人思想正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論政”的精神內核。百年《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側影，它以一張民營報紙的超然姿態(tài)，秉持著獨立的政治立場，以新聞輿論影響中國社會進程?！拔娜苏撜崩砟钍冀K主導著該報的編輯工作，并在幾任主編中得到傳承，吸引了大批文人、學者為其撰稿，成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舞臺?？梢哉f，“文人論政”構成了《大公報》及其報人的基本品格，他們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推動了中國近代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也對于后世的報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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