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武俠電影中暴力的主要方法

    （一）對俠客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強調(diào)。對俠客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強調(diào)是對俠客社會生命之美的追問，也是表現(xiàn)和消解武俠影片中暴力的重要方式。人對社會的貢獻主要通過和體現(xiàn)在他的成果上，成果是人的社會生命的象征，一個人的社會生命之美與他創(chuàng)造的勞動成果成正比。俠客的社會生命之美主要通過俠客行俠行為或行俠任務的完成情況來體現(xiàn)，而行俠任務的完成離不開成就俠客社會生命之美的手段——暴力行為，對行俠手段價值的強調(diào)就是對俠客社會生命之美的肯定，自然就消解了暴力的消極影響。[4]如武俠影片《黃飛鴻》以內(nèi)外交困、民族生死存亡的亂世景象為背景，這為黃飛鴻以暴力手段痛擊侵略者、教訓狹隘民族主義者、體現(xiàn)“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武俠觀以及社會生命之美體現(xiàn)等提供了一個正價值，這種對俠客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強調(diào)消解了暴力帶來的消極影響，達到了表現(xiàn)暴力又消解暴力的目的。

    （二）暴力形式的喜劇化。暴力形式的喜劇化就是在激烈的暴力渲染中以帶有喜劇化的武打風格來增添武俠電影的娛樂性內(nèi)容，進而達到在暴力中消解暴力，“實現(xiàn)”人的生命愿望。武俠電影演繹的是豪俠義士壯烈的人生經(jīng)歷，表現(xiàn)的是神圣的武俠精神，因而，武俠電影大都以正劇或悲劇為主要樣式來表現(xiàn)沉重的歷史意識，忽視了電影的娛樂功能。袁和平將高度的動作性、驚險性與喜劇性、娛樂性相結合創(chuàng)立的以喜劇性動作為主的諧趣武俠片，既是武俠電影創(chuàng)作風格從英雄化走向平民化的重要標志，也是武俠影片與喜劇影片結合的成功典范。[5]《醉拳》是中國武俠影片中暴力形式喜劇化的經(jīng)典。主人公黃飛鴻是一個以現(xiàn)代社會生活為背景、消解了崇高色彩的平民英雄形象，影片中黃飛鴻以“美人照鏡”、“扭屁股老娘坐馬桶”等一系列“又漂亮又好看又好笑”的喜劇化武打動作嚴懲惡霸，重塑了中國武俠電影的經(jīng)典形態(tài)。在以匡扶正義、除暴安良為主題的武俠影片《少林寺》中加入“菜田捉青蛙”、“竹林考狗肉”等喜劇情景，使得一元化的美學體系被多元化的美學品格所替代，增添了影片的嬉笑樂趣。夸張的喜劇情景與臉譜化的人物性格也是消解武俠影片暴力形式的方式。《少林豪俠傳》中不會武功、個頭矮小的阿蘇、《新火燒紅蓮寺》中邊救美女邊嘟囔“女人真麻煩”的方世玉、《新龍門客?！分械慕痂傆竦榷际潜豢鋸埢南矂⌒匀宋铮粌H體現(xiàn)了武俠電影的娛樂性，而且還以嬉笑和喜劇化的情景表現(xiàn)和消解了暴力。

    （三）舞武結合。藝術地表現(xiàn)暴力是消解武俠電影中暴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武術是構成武俠電影動作原型的基礎，在武俠電影激烈的武打場面中將暴力行為與作為體育項目的武術表演相結合，以舞蹈化的武術“表演功能”取代其擊打性的“實用功能”，讓觀眾在激烈的武打場景中認同和欣賞傳統(tǒng)武術表演是消解武俠電影暴力的有效方法。對于武俠電影來說，武術的舞臺也是高度風格化和程式化的暴力的舞臺，但與西方電影中血肉橫飛、渾身顫抖的機械暴力渲染相比，中國武俠電影中的暴力呈現(xiàn)則別有一番神韻——中國武俠電影更注重在有限的空間營造奇異精彩的視覺效果。中國武俠電影不僅與中國武術具有天然的血緣關系，而且還與中國傳統(tǒng)戲劇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因而，武俠電影中的武打不是單純的展示武術技藝，而是將武打與劇情、人物、主題“鑲嵌”在一起形成的多姿多彩、風格各異、如詩如畫的武舞表演。如影片《白發(fā)魔女》中卓一航在彤霞漫天、落英繽紛的環(huán)境中練習劍術，優(yōu)美的環(huán)境、絕妙的舞姿融為一體帶給人詩畫般的感受；《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練劍時時而飄逸舒展，時而剛勁疾速，時而凌空躍起，時而撲地飛旋，豐富了影片的藝術表現(xiàn)力。近年來，武俠電影中的武術舞臺更是從傳統(tǒng)的影視基地走向名山古剎、風景勝地等極具觀賞價值的文化文本，不僅在更高層面上確立了行俠的暴力因素，而且還將暴力因素與武俠文化、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使暴力成為文化元素的表現(xiàn)手法，使其在舞武結合中得到表現(xiàn)、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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