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學術論壇綜述-音樂論文

　　一、中國境內第一次舉辦的跨界族群音樂研究活動

　　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少數(shù)民族多集中在周邊地帶，與周邊國家緊緊相連，形成了許多跨界族群。這些跨界族群的音樂文化受不同國度、地區(qū)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本族群中勢必形成差異化發(fā)展。因此，對跨界族群音樂的研究是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論壇系在中國境內第一次舉辦跨界族群音樂研究活動，意圖對中國學術界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與周邊國家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的學科理論建設和音樂民族志研究考察成果進行回顧和檢視，并對其今后的發(fā)展趨勢予以預測和展望。

　　在田聯(lián)韜等四位專家的開幕式致辭中，專家們一致強調，對跨界民族音樂的比較研究一直是我們非常薄弱的環(huán)節(jié)，這次會議從跨界族群的角度為認識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打開了另一扇門，這對促進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更進一步深入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圍繞論壇主題著力搭建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框架

　　在會議宣講的論文中，參會的專家和學者們從綜論、分類研究、綜述三個方面進行探討，為建立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理論體系搭構了初步的框架。

　　（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綜論

　?。保缃缱迦阂魳肺幕芯康母拍钆c范疇。楊民康在其主題發(fā)言《跨界族群與跨界音樂文化——中國語境下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意義和范疇》中是這樣定義的：在目前的中國民族音樂學界，“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聚焦于內陸邊界——國境線兩側族群音樂文化關系的跨地域比較研究，其外延分別涉及與中國漢族傳統(tǒng)音樂及世界民族音樂兩個外部因素或學術范疇。其從狹義性到廣義性涉及三種層次類型：原生文化層——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民間音樂為主）、次生文化層——跨國音樂文化研究（涉及宮廷、宗教、流行音樂文化等），以及原生—次生文化層——移民音樂文化研究。和云峰的《關于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的幾點芻議》則從地理國界上來思考跨界族群界定跟定義的一些問題，并將其推演到歷史上不同時間點的地域跟族群的一些交替。

　　２．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的意義。趙塔里木在其《關注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的主題發(fā)言中將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概括為五點：（１）探索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模式；（２）改變我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領域的薄弱狀況；（３）拓展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范圍；（４）為跨界民族問題的整體研究做出應有貢獻；（５）為中外音樂文化的溝通和交流以及國家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提供信息的理論支持。楊民康則將分布于中國四周的跨境少數(shù)民族形象地比喻為一塊多層夾心蛋糕的中層，境內的漢族傳統(tǒng)音樂與境外的世界民族音樂這兩個外部范疇，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其內外兩端。因此，中國跨界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作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和世界民族音樂的重要中介，應被納入種種戰(zhàn)略性思考之中。

　　３．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現(xiàn)狀。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林凌風、伍國棟、李漢杰、趙塔里木、楊民康等學者努力推進跨界民族音樂研究，先后發(fā)表了有關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與東南亞民族音樂研究的論文，如趙塔里木的東干人音樂研究、楊民康對東南亞各國的小乘佛教音樂研究等，盡管研究成果為數(shù)不多，但有較高的學術質量和重大的拓荒意義。趙塔里木在《關注跨界民族音樂文化》中對國內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現(xiàn)狀進行了總結，指出當前我國跨界民族及其音樂文化研究的基本狀況是：（１）學術界關注的多是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視角下的跨界民族問題，很少涉及其中的音樂文化領域；（２）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對跨界民族音樂問題關注不足；（３）憑借國內民族音樂集成等文獻資源和幾代學者的田野調查積累，學術界對跨界民族境內部分的音樂文化狀況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但對境外的音樂文化的存現(xiàn)、發(fā)展狀況知之不多，資料收集工作非常薄弱，研究成果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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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聯(lián)韜的主題發(fā)言《藏文化圈邊緣區(qū)跨界民族音樂初探》，在對“跨界民族”、“藏文化圈”、“藏文化圈邊緣區(qū)”進行逐層定義的基礎上，對藏文化圈邊緣區(qū)涉及的各個地區(qū)與不同民族的人文、社會背景與民族音樂進行了深入的闡述與分析。劉桂騰的主題發(fā)言《黑龍江／阿穆爾河流域的通古斯薩滿鼓——以“流域”為視角的跨界族群薩滿音樂研究》，依據前蘇聯(lián)人類學文獻與中國薩滿音樂田野考察結果，通過對黑龍江／阿穆爾河流域與西伯利亞一帶薩滿鼓研究成果的梳理，總結出通古斯薩滿鼓有兩大類型——泰加林型和黑龍江型，進而探索以“流域”為視角進行跨界族群薩滿音樂研究的有效性。蕭梅的《“Ｌｅｎ ｄｏｎｇ”與“Ｈａｔ Ｍｏｔ”——性別視角下的越、壯“靈媒”》，將越、壯兩族神靈祭拜儀式中的執(zhí)儀者——“靈媒”放置在性別視角下一起討論，并從縱深和橫擴兩個維度將越、壯“靈媒”置于古代印度——東南亞——中國的空間連續(xù)統(tǒng)中進行思考。包愛軍的《從中蒙兩國烏爾汀哆比較看“潮爾音哆”的宮廷性質》在論述“潮爾音哆”與宮廷密切相關的重要性質的同時，還展望了草原文化的未來。趙毅的《壯侗語族之音樂文化比較研究》在音樂和歌詞方面研究得非常具體、細致。臺灣藉學者呂鈺秀的《論低音審美——以藏族同欽聲響為例》，將研究引入到更寬泛的領域，她對西藏宗教音樂里超低音的樂器——同欽進行了音響學的分析，并從音樂心理學的角度對其音響表現(xiàn)進行了詮釋。

　　（三）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綜述

　　本次論壇還專門在小組討論發(fā)言中設置了相關文獻的綜述。如楊民康的《中外學者有關撣傣系族群音樂的著述》，楊曉的《西方學者藏人音樂研究舉要》，趙書峰、吳寧華的《國外瑤族傳統(tǒng)文獻研究現(xiàn)狀綜述》，郝苗苗的《從近十年美國期刊〈民族音樂學〉分析西方跨界族群音樂研究動態(tài)》等。其中楊曉透過對藏人音樂研究西語文獻的搜集、分類與研讀，對近五十年來（１９６０－２０１０）西方學者藏人音樂研究成果進行整體觀察、宏觀勾勒，對重要學者、文獻、觀點及方法舉其大要、陳其大略，呈現(xiàn)了西方學者藏人音樂研究的基本學術理念和技術方法。郝苗苗則以美國具權威性的學術刊物《民族音樂學》近十年中所載有關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文獻為基礎，解讀和分析了西方民族音樂學界跨界族群音樂研究領域的前沿動向。

　　三、來自全國各地音樂院校的學者積極參與，專家點評精要

　　本次論壇共收集到論文近四十篇，除四個主題發(fā)言外，還有３３位代表在小組會上發(fā)言；論壇還專門設置了專家評議，各小組的專家點評簡明深刻、精彩紛呈。如田聯(lián)韜在點評中，結合發(fā)言者學術背景的介紹，如實地分析其長處和短處，對其文章提出了中肯、恰當?shù)慕ㄗh。曹本冶在點評中指出：比較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是有層次的，我們在做跨界研究的時候，不能只弄清是什么，還要知道為什么，以及應該怎么樣。從事跨界研究，手段跟目的要分清楚，手段不能凌駕于目的之上。我們站在界內進行研究，這是起點；當意識到有些音樂傳統(tǒng)需要有一個跨界的擴充時，便將研究擴展到界外，以回答我們站在界內看到的問題，這是目的。蕭梅在點評中認為，這次論壇上跨界族群研究頻度最高的一個詞就是遷徙和變遷，這樣的遷徙和變遷就勢必有一個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時間就是歷史的過程，空間就是在遷徙過程當中跟空間所發(fā)生的各種不同的族群關系、環(huán)境關系等。在時間和空間的陳述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用到了比較的方法，這種比較的方法就是在單一民族或者單一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中，找到共有的文化參數(shù)作為一種標準來進行變量的測試。呂鈺秀在點評綜論及其他研究方向時認為，這次論壇研究的面非常廣闊，可以給跨界族群的研究提供很多思維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很多文章包括了文本跟語境的相互探討，使語境跟文本的結合更深入，比如音階形式與社會形態(tài)的關聯(lián)性等。

文章來源于《人民音樂》雜志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