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逸”與“沉重”的人文沖突——解讀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在古希臘時期，西西弗斯?jié)L石上山的神話之所以令人無限著迷，就在于它暗喻了上面提到的問題：生命的本質(zhì)——是“輕”，還是“重”。

這可能是人類關(guān)于生命本質(zhì)最早的探索，在古希臘時期，“命運”的觀念在人們心中由恐懼變?yōu)橐环N無以復(fù)加的神力，人們感到一種不自在的束縛感，這種無法擺脫的束縛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是令人敬畏的“神”加于人們頭上的。

按照這種思路探尋下去，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事實上，西西弗斯的神話貫穿于整個西方思想的歷史。古希臘哲學(xué)家巴門尼德認為，沒有什么事物是變化的。人生和歷史都是一成不變的，有著固定的目標。而繼巴門尼德思想的柏拉圖，更是建立了一個“理想國”，設(shè)計了人類理應(yīng)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傊?，人生有方向，有先驗的規(guī)則和目標，歷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義的。這樣的生命觀歷史觀的思維模式延續(xù)到中世紀，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只不過上帝戰(zhàn)勝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國，祈禱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對理性的推崇，對生命之重的敬畏，在十八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只是由天上的上帝轉(zhuǎn)變?yōu)椤叭碎g上帝”，對封建王權(quán)的崇尚，使人類剛剛從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又來到了皇權(quán)的重壓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對“重”持肯定態(tài)度的生命觀，已經(jīng)從最初的自發(fā)的對自然敬畏，對命運順從的感性認識發(fā)展為具有價值判斷的哲學(xué)觀念，他強調(diào)了社會責(zé)任，歷史的循環(huán)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占據(jù)著正統(tǒng)觀念的地位。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女主人公之一的特蕾莎就是對這種生命之重的守護者。古典愛情小說里無非是才子佳人，第一次約會時女主角總是光彩照人，完美無瑕，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情懷。而特蕾莎的初次約會便產(chǎn)生了胃里咕咕的低語聲，這便把特蕾莎從愛情的圣壇上拉了下來，設(shè)定了她先在的“肉”的本質(zhì)，產(chǎn)生一種沉重感。特蕾莎從小生活在母親的世界里，這是一個輕賤肉體的家庭環(huán)境。在母親眼中所有的軀體并無二致，一個跟一個的行進在這個世界上而已。因此孩提時代起，特蕾莎就把裸體看成集中營規(guī)劃的象征，屈辱的象征。這在特蕾莎心中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傷痕，這給后來本能肉欲的掙扎買下了伏筆。因為六個碰巧的機會，特蕾莎被推向了托馬斯，推向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關(guān)于“輕” 

人們發(fā)現(xiàn)，不僅可以動用理性思維來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而且非理性作為一種先驗的存在也早已被人們認識到。感情的激蕩與狂歡，似乎不在理性的控制范圍內(nèi)。隨著古典文明的沒落，神性光輝的消退，生命的暫存性和一次性徹底顯露出來。這是西方哲學(xué)從尼采到加繆所力圖揭示的人類生存狀況。

其實，西方世界從巴門尼德劃分意見世界和真理世界，柏拉圖劃分現(xiàn)象世界和理念世界開始，就有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和碰撞。理性與非理性，重與輕，仿佛是西方思想史的兩條脈絡(luò)，二者從來沒有間斷過，即使一方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制約著人們的思維及生活方式，另一條也沒有消失，它只是作為暗流潛藏其中，待時機一到，便縱橫豪邁地迸發(fā)出來，閃現(xiàn)著更絢爛的光輝。

生命是無目的的，歷史是虛無的。這最早可以追溯到酒神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用一種形而上的慰藉來解脫我們：不管現(xiàn)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chǔ)之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和充滿歡樂的。這種出于對人性的渴望和反抗，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輕”的宣言。而到了伊壁鳩魯，這種觀念就更加成熟和理念化了，他追求心靈的寧靜快樂。這種精神在宗教專制的中世紀理所當(dāng)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視為異端邪說。但人性的張揚不可能被永遠壓抑,酒神精神也永遠不缺乏繼承人。哪怕是在清規(guī)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紀,也不僅僅只有騎士們在追求愛情和自由。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仿佛淹沒了其他來自感情的呼喚，“古典主義”成為當(dāng)時的清規(guī)戒律，而此時的洛可可文學(xué)仍然在重壓下狂歡、舞蹈。文藝復(fù)興伊始,對于人性的呼喚和贊美更是如春雷般滾滾而來，而盧梭的“自然神論”則開啟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先鋒。到了二十世紀，非理性完全取得了思想史上的霸權(quán)，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成其兩翼。它們張狂吞噬著一切道德、理性、權(quán)威。人們又一次陷入了精神危機，到處是平面化、碎片化的處理，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絕對的信仰，海德格爾稱之為“存在的遮蔽”。精神家園荒蕪了，人類何去何從？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昆德拉打破歐洲文學(xué)自古希臘以來推崇沉重的傳統(tǒng)，發(fā)現(xiàn)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輕松。在昆德拉筆下眾多的人物中，薩比娜應(yīng)該是最有才華的一個，她的頭腦最清醒，而同時最冷漠。她的一生便是循著“金色號角”的召喚寫滿了背叛，在她看來背叛就是脫離原位,投向未知。她甚至認為沒有比背叛更美妙的事情了。她首先背叛了她的父親嫁給了一個有離經(jīng)叛道的壞名聲的平庸的布拉格演員,又因為雙方父親都認為他不可接受之后,她又“背己所叛”，向丈夫宣告要離開他。直到后來，她背叛了深深愛著她的另外一個情人弗蘭茨。在薩比娜身上，聚集著一種顛覆傳統(tǒng)，反對“媚俗”的理論品質(zhì)。對于性愛，她沒有特蕾莎關(guān)于靈肉沖突的激烈拷問，在她看來，靈魂屬于靈魂，肉體屬于肉體，它們用不同的認知方式認識不同的層面。她恪守和托馬斯的“性友誼”，毫不保留地張揚自己的肉欲，張揚人的原欲，這是她最真實和原本的情感，它永遠不會衍生出第二級的東西，約束了她最原本的感情。所以，在薩比娜的生命中，她所背叛的不僅僅是男人，而是一切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游戲規(guī)則。這樣說來，薩比娜抵制媚俗作態(tài)就是從人民倫理轉(zhuǎn)向自由倫理的表達。的確，自由倫理的身體原則，意味著不同身體感覺的平等權(quán)利，意味著承認只把身體當(dāng)作身體來享用的原則。在她那里沒有任何既定的原則和倫理價值標準，因而她的腳步是輕松的，展示給我們的是另一條全新的探索之路。未必抓住神明的衣襟就是真正的幸福，感官的快樂也可以被稱作是美好的享受。

然而這些背叛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畢竟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們離最初的反叛越來越遠了，因此這一切的所謂背叛其實不過是“背叛自己的背叛”。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都失去了——還有什么可以背叛呢？而當(dāng)她背叛了所能背叛的一切時,她的生命感覺就輕到了讓她難以承受限度。當(dāng)她像局外人站在這個世界邊緣時，她才發(fā)現(xiàn)最終的一切是虛無。因為她渴望的是一切形而上的抽象物，她的生命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撐點,她的精神只能走向空虛, 她個體生命的終點只能是虛無。她喪失了對美好生命的感受力，因此當(dāng)她看到一對老夫婦萬年的和睦生活，她雖然被感動的流淚，但她也意識到，這只是“美麗的謊言”。

“輕”與“重”

生命之重，靈魂向肉體的墜落，也許生命太過自由，承受不了來自傳統(tǒng)道德、歷史理性、高尚信仰的重量而放棄對它們的追求；投向肉身的追求，也會讓人走向虛無。那么，這“靈”與“肉”的沖突如何來平衡呢？肉欲狂潮只有放縱，而放縱之后又有生命難于承受之輕。作者在存在意義上嚴肅而深刻地探索了靈與肉的多重維度，揭示了靈與肉的分裂，沖突和對抗。

在托馬斯內(nèi)心深處，他十分惱火嚴肅逼人的“非如此不可”，于是在他身上產(chǎn)生了一種對改變的深切渴望。渴望按照巴門尼德的精神，把重變?yōu)檩p。為此他放棄了與妻子，父母，孩子之間的人倫之愛，他認為那種愛是責(zé)任是負擔(dān)，是讓人生活被壓抑被扭曲的重，他推開了那試圖壓倒他的沉重責(zé)任，推開那“非如此不可”。受啟蒙意識形態(tài)支配的托馬斯對“個人屬己”問題有不同的理解，他的“身體倫理”是：“Einmal ist Kein Mal（只發(fā)生過一次的壓根兒等于沒有發(fā)生過）?！比欢旭R斯是矛盾的，他始終徘徊在靈與肉，必然與自由之間。當(dāng)他拋掉所有的必然和責(zé)任時，他終于體會到了幸福，感到不在乎帶給他的快樂，在這一點上，他與薩比娜如出一轍。然而所不同的是，他的反叛有終極目的，“肩負人類的重擔(dān)，為人類尋找家園”，所以他的腳步注定沉重。什么叫做生命的沉重？

害怕生命之重的托馬斯當(dāng)遇到特蕾莎時，一切就發(fā)生了變化，他恢復(fù)了自己身上所帶有的靈魂的感覺，托馬斯處于奇怪的同情接受了萍水相逢的特蕾莎，他進而發(fā)現(xiàn)，同情這種向來被認為是與愛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居然是最高檔次的愛情。它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最真誠最至高無上的感情。而特蕾莎的“身體倫理”恰恰與之相反。這種處于生命本質(zhì)的感情隨之使生命變得沉重，可以說，特蕾莎是引導(dǎo)托馬斯走向上帝的人，她把他拖回沉沉的大地，激起他深深的共苦感。正是因為托馬斯輕飄的靈魂找到了肉體，靈魂才有了負重的偉大，“特蕾莎構(gòu)還了他的肉體”。

從存在主義的角度看，面對“輕”之下的人生無意義，可以通過選擇確立自己人生意義所在，從而構(gòu)建起生存之重，以此來體味自我生命的存在。作為個體的存在不可能拋棄生命之重而走向個人主義，那樣結(jié)果便是虛無。生命的意義并不單純的定義為輕。面對極限的境遇，通過選擇可以為輕飄的生命灌注責(zé)任，理性，信仰。這樣才是人之所以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存在主義從這一角度來說，似乎平息了靈與肉的撕扯，溝通了情與理的沖突，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妥協(xié)。 

結(jié)語 

然而，靈與肉、情與理的戰(zhàn)爭并沒有走到薩特這里而停止?fàn)幎?，肉體戰(zhàn)勝不了靈魂，輕逸超脫不了沉重，它們始終處于一種“無限二律背反”的哲學(xué)。生命的意義或許就是輕松的戲謔，是一個輕松的有趣傳說。但是作為生活于社會中的、具有不同于動物的感情的人類，卻不得不把它變成“形而上的真理”和“嚴肅的四重奏”。人們不再像動物那樣輕松和自然，而是戴上了沉重的面具。在這二者之間，到底何為積極、何為消極？“輕”還是“重”，哪個才是生命的意義？

哲學(xué)思想的發(fā)展總是在左右搖擺中前行，它試圖讓人看出在理性社會中非理性的重要和在思想無歸屬，陷入混亂時信仰的必須，如勞倫斯在兩性的和諧中尋找永恒，艾略特在在封建宗法制的田園生活中尋找寄托。物極必反，在呼吁張揚生命之輕后，必然是對輕的反思和對重的回歸，對理性的回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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